浙江：强县扩权都市区
                                       文章来源：经济导报   更新时间：2012-11-26

　　如果“金-义都市区” 建设能够尝试突破现有的县域经济藩篱，在区域范围内实现高端要素新的集聚，那不啻为一次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有探索和示范意义的重大突破
　　导报记者牟德鸿姜旺浙江报道

　　时在深秋。列车由北向南穿行在如诗如画的山水之间。

　　车窗外，时而闪过一片片一碧如洗的农田，偶而有一二乌篷小舟轻轻漂行在小桥流水之间，间或有大片现代化厂区如画轴般徐徐展开，更多地则是极具江南特色的马头墙与造型别致的一幢幢别墅交相辉映，沿着铁道线构成一条魅力无限的风景线。

　　这里是江南，这里是浙江。

　　“浙江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余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和城镇居民收入两项指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浙江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朱李鸣对经济导报记者说，“浙江经济取得如此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县域经济的发达。长期以来，县域经济一直占据着浙江全省经济的七成以上，并且正在推动着浙江经济实现由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跨越。”

　　>>用都市经济超越县域经济

　　“金-义都市区”成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过渡的里程碑

　　“县域经济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其资源配置、整合能力方面的局限，诸如金融、技术、人才和市场、土地等各种问题，在单纯的县域经济框架之下很容易暴露出来。这时，跳出县域的范围，从更宽视野、更高层面来统筹、配置市场资源，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的最佳耦合，就显得格外重要。”浙江省发改委社会体制处副处长孙裕增告诉导报记者，浙江是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有效行政干预较早而且比较成功的省份。连续4轮放权后，“省管县”由财政体制拓至经济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财政体制方面，浙江省率先实行“省管县”体制，使县域财政收入占全省的比例大大增加，尤其是有效改善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

　　先后于1992 年、1997 年、2002年2006年四次出台政策，将经济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给经济强县，从而形成了浙江独有的“强县扩权”现象。

　　2006年11月，浙江又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正是这一轮强县扩权试点，在2012年最终催生了“金-义都市区”，作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大事件，成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过渡的里程碑。

　　在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看来，如果将其放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参照系中去观察，就会发现，金- 义都市区更是对现有县域经济模式种种局限的一次有益突破。

　　他认为，当前金华的市域总人口接近1000万（包括流动人口），全市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447亿元。在“金-义都市区”区域范围内，义乌商贸业发达，其他县市制造业有一定基础，义乌县域商贸业与金华市域制造业相互联动、相得益彰。但是，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制约非常突出，在现有的县域资源配置框架之下，挖潜空间障碍重重，资源调配的效能低下，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缓慢，有掉入“规模不经济”泥淖的隐忧。这就需要从整个金华市域的层面来配置、整合资源。与此同时，金华市域制造业也需要有一个贸易平台，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金-义都市区” 的提出，契合了这种需求，有利于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需求。在县域经济已经十分成熟的浙江，是否需要用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有的县域经济模式？”卓勇良认为，浙江现代化和城市化具有高度独特性，是一种全地域整体推进的格局。

　　在浙江经济十分发达的环杭州湾等区域，被称之为“县域”的地方，与被称之为设区市的地方，实际上在空间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成为一个关联度极高的整体，发展方式和运行机制本质上是一致的，实际运行已经不存在“县域经济”这样独立的差别系统。

　　卓勇良兴奋地告诉导报记者，如果“金-义都市区”建设能够尝试突破现有的县域经济藩篱，在区域范围内实现高端要素新的集聚，那不啻为一次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有探索和示范意义的重大突破。

　　>>释放民间创富的力量

　　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势如一场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

　　浙江县域经济今天的辉煌，得益于肇始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省是一个自然禀赋相对比较差的省份，各种经济要素都十分缺乏。上世纪80年代以前，浙江长期缺乏大型国有企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这种状况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被打破，长期蓄积在浙江民间的创富力量很快得到释放。从环杭州湾的萧山、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到地处浙东南沿海的温岭、乐清、苍南，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势如一场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

　　当年曾经从事过低压电器生产、销售，如今已经转行做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的乐清籍商人、山东华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锡铭见证了乐清市柳市镇从一个贫穷小镇变成“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的过程。他告诉导报记者，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全国各地低压电器用量很大，柳市镇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家与低压电器相关的作坊企业。

　　如今，在不到1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集地分布着1300余家电器生产企业。其中，既有年销售收入超过 60 亿元的“正泰”、“德力西”、“人民”等规模庞大的龙头企业集团，还有大批为大型企业提供协作、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

　　与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走过几乎相同轨迹的产业集群在浙江还有许多。如诸暨大唐的袜业，嵊州的领带产业，浙东上虞市崧下镇的伞具产业，永嘉桥头镇的纽扣产业等都在国内同行业中声名显赫。

　　朱李鸣给导报记者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浙江全省目前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区块601个，平均每个县拥有3个产业集群，年工业总产值1582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4%，产业集群经济占据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庞大的产业集群经济孕育出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78个产品，主要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

　　>>全民营销抒写商业奇迹

　　国内外产业链的网络分布对产业集群所在县域的经济形成巨大反哺

　　浙江资源匮乏，各种经济要素几乎都需要从省外输入，而众多产业集群的存在又生产出大量需要外输的制成品，浙江人在长期的摸索中学会了经略市场的诀窍。“首先是原材料从外省输入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机制的要求，使得原材料专业市场得以建立 ，而制成品的大量外销又在各大产业集群周围形成规模巨大的专业批发市场。这一来一往之间，就形成了以消费品市场为中心、专业市场为特色、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浙江由此成为中国版图上各种专业化市场最为密集的省份。”朱李鸣说。

　　去年底，浙江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000多个，每1万人就有1个市场。市场年成交额5000亿元，市场平均成交额超亿元。

　　义乌籍商人、金田阳光投资集团的董事长金位海告诉导报记者，他们全家在义乌从事物流业已经有20多年了。从2002年开始，金位海先后在山东威海、东营、济南、青岛和重庆、吉林等地投资建设了一系列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 ，总营业面积达到400多万平方米。

　　据统计，浙江省目前常年在外跑市场的专业人士有1000多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4。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这些外出经商的人都是广义上的"浙江制造"的市场营销人员。而且他们还不是一般的营销人员，他们有资金并且有娴熟的民间融资技巧，有建立在同乡基础之上的广泛人脉和成熟的商会组织；他们既能卖产品，还能建市场，甚至经营商业地产……从全世界范围看，目前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浙江这样培养出如此庞大而且优秀的市场营销队伍。”孙裕增说。

　　正在浙商的努力下，浙江已实现了国内外产业链的网络分布。这对其产业集群所在县域的经济形成巨大的反哺机制，成为各自县域经济腾飞的强劲引擎。